异类的「寻汉计」和「有情」唐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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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强行地干涉生活，而是以一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展示生活本来的样子。”
作者 | 陆娜
一部名为《寻汉计》的电影，以其粗放、有情的特质在这个五一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异类”。
叛逆之一在于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似乎都不具备典型性，甚至缺乏作为主角应有的“进步意识”。女主王招是个心善的“老实人”，经常主动揽活儿办事儿，却因为好使唤而成了“软柿子“。而男主杜微不修边幅，也看似不求上进，职业是开三蹦子，却连这份工作似乎都“出勤”不稳定。
两人的相遇有诸多巧合，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招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这是电影的第二大叛逆——挑战当下备受关注的的女性叙事，虽然这并不是创作者的初心。在2016年的社会背景下，未婚生育的孩子没法上户口，而王招想生育这个孩子。于是这位缺乏自主性的女性，决心做出掌握主动权的一次尝试，虽然导演唐大年也说是“用了些歪招儿”，“但起码在积极地想办法”。
杜威（王子川饰）与王招（任素汐饰）
唐大年，曾与第六代导演张元以及崔健一起编剧并出演《北京杂种》，也曾作为编剧参与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和陈凯歌导演的《搜索》，后不断尝试影像表达并转型为导演。这次执导的《寻汉计》中处处透露着唐大年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体悟与感知，他形容北京“有点像老汤，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炖着”，而北京人的劲儿也被演员和镜头精确演绎和捕捉。
唐大年曾说佛教中把人称为“有情”，而《寻汉计》就是想“以一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展现生活本来的样子”，讲那些或许边缘的少数派之间的情感流动。不贪心隐喻与映射，不刻意在细节处堆砌意义，不执著于个人表达，《寻汉计》把最简单，却在现在最难得的“人”的故事讲好了。平实、温和而有情的电影也因此在当下的市场中体现出了与片中人物一般不合时宜的“叛逆性”。
很多观众虽然和角色的职业身份或是处境各不相同，却能在其中获得一种共鸣感。我观影当天的小影厅里，上座率过半，时常爆发出阵阵笑声——为巧妙的故事节奏，为利落有趣的台词。一些人反馈说《寻汉计》有一种普遍性在，好像故事放在其他时代也都成立。但放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和市场选择下看，共识似乎又并不存在。《寻汉计》自上映起排片就未超过0.9%，截止发稿总票房也只有367万，而同档期票房第一的数据目前是8.55亿。
电影在一定的框架之下有其进步性，当然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之中又露出了新的局限。唐大年认为，故事本身有所表达，但并不一定要认同角色的想法才可以拍，仅仅是呈现一种生活状态也是值得的，何况主角是这些不太常被关注的人群。
创作者想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因为表达能力的束缚等原因而越发无能为力。这是矛盾，也是困境，松弛一点，真诚地爱人，想说的，自然就传达出去了。
以下为唐大年的自述:
01 | 和生活对话
电影是赵赵的小说《王招君》改编的，小说写完有些年了。后来有个制片找到我们，想把它拍出来。小说提供了丰满的素材，王招和杜微其实也有原型，不是说就是那个人，但有一些相近的个性色彩，我们也还挺熟的。
其实我最初设想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也打算做成一个有商业性的片子。但上映了之后，评价还挺两极的。好多评论还真挺好的，把我们想说的点都捕捉到了，甚至没想到的一些念想大家也都讨论到了，说明观众的感知还是非常强的。也有一些观众特别不喜欢，甚至觉得受到冒犯，他们会觉得女主太窝囊了。特别是现在女权意识正流行，一些人就觉得这个女孩太没有自主性了。
我自己做这电影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物感兴趣。我觉得女主性格还挺有意思的，中国电影也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想拍这么些生活当中不自由的，不是那么十拿九稳、游刃有余的人。其实谁都不是说生活尽在掌控之中，或多或少总有你控制不了的时刻。
我刚读完小说那会儿，也觉得这个女孩太压抑了，对生活太逆来顺受了，心里还挺不舒服的。但可能随着见的人多了，年龄也大了，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有点笨拙，性格有点懦弱，不适应社会生活，生活状态也磕磕绊绊的，到哪儿都被呼来唤去。可这样的人他也渴望幸福，这种渴望也是动人的。
杜微就跟王昭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杜微更有一种自主性，也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对生活也不是特别畏惧。现在人都太容易紧张焦虑了，都想着生活一定要在掌控之中，要怎样怎样的，给自己设置了特别多压力，但生活并不是按着我们想的去发生的。很多担心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其实没事儿。我觉得可以像杜微那样，坦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生活，有别人走的就有你走的，不用怕。
姥爷（李保国饰）与导演唐大年
另外，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可能因为商业的压力，或者对市场的渴望，好像慢慢不愿意跟生活对话了，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部电影不想强行地干涉生活，而是以另一种比较松弛的心态，让生活展现它本来的样子。这也是我们做这样一个电影的原因。
人物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想着塑造人物时能更立体、更丰富，所以不断从不同侧面呈现。比如杜微虽然一出场挺“操蛋“的，不好好说话总爱调侃，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但后面通过他跟姥爷之间的关系，观众会发现他其实挺善解人意的，再到大理他唱的歌，能看到他也有羞涩的一面。
这个片子所有的拍摄都是围绕着人物和表演进行的。有些片子为了拍得好看，会强制性地要求演员走位这些（细节）都要很准确，再比如对人物的雕琢就要打很复杂的光，磨皮，像广告似的摄影，看着光鲜。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拍摄是越自由了越好。在摄影上，我们会给演员留很大的空间，除了能拍到的，也得让他们感受到镜头之外整体的场景。
另外我们打光主要也是在打氛围。比如说电影中王招看着挺自然，其实每一场戏的光都是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平常为了让人物更好看，一般都会补光，但我们尽量减少这种操作，主要靠自然光和时间的变化来呈现。再比如郊外小旅馆那个场景，那屋儿没有灯，光源就专门设计成一面是月光，另一面是卫生间的光，整个环境处理下来就跟角色当时的情绪和故事情境挺贴合的了。
美术也下了挺大功夫，虽然现在看着就跟真实的一样，但反而比较难。之前找过一个美术，建议在胡同里拍，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胡同现在变成北京的一个怀旧抒情的文化符号了，而不是真实的人的生活环境。要么就都是像那种五星级宾馆、样板间，也不追求美感。后来沟通了好久，我自己也去选景，就发现北京在盖的乱七八糟的环境里有很多角落还是很有味道的，有人活出来的味道，不是设计好的那种画面的美，是人气儿，带着好多的情感。
像杜微的家，我们也是找中介租了人家半个月毛坯房自己布置，就为展现他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有自己对生活水准的一个要求，但其实他家就出现过那么一次。王昭家的一些美术和道具都是我们早上去逛早市买回来的，还到别人家去收，就是老一辈用的那种。还有好多戏的道具其实没拍到，他们也做了，比如说杜微摩的上还有乘客的感谢信，可能是交了朋友，人从外地给寄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准备，生活气息就是靠这么一点一点细节去填充起来的。
演员表演上，我也没有特别细致具体的指导，因为他们也都是特别成熟的演员了，理解剧本都没障碍，我自己也是这两三年才慢慢开始对表演多了些理解。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搭一个框架是最重要的，找这个基调可能来自一种直觉或者说经验，包括对人的一些理解。框架如果搭的好，其实越少干预越能让每个人都特充分、特放松地去表达，能量就能流动起来。
02 | 对“人”的信心
从最开始思考《寻汉计》剧本的时候，就是想呈现一堆有“缺陷“的人。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也有自私、软弱的一面，当然也有善意的时候。片中女主一直被人欺负，但在杜微这儿是被正常对待的。杜微也知道她是那么一人，但不会像别人那样自然地就欺负她，说明杜威也挺善解人意的。现在很多人评论结尾在现实中不可能，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尾，不是那种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美好生活的意思。我是觉得善意的表达需要有一种外化的东西，他选择结婚就是一种。我对人还是有信心，生活有无限的可能性。
创作的时候多少还是受了诗意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法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些这种诗意性的片子，这个传统延续到60年代的新浪潮，再往后我们有个老师当时从法国留学回来，就从使馆借来些片子给我们看，那时候第一次接触侯麦，还看了些像《花边女工》这样的片子，当时印象特别深。在学校其实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类型片和电影传统，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我还挺吃力的，跟自己的某种东西会拧着，但本能地会对这种方式感到亲切，表达起来也特别顺畅。
我就发现那样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和我自己的性格、趣味特别契合。它跟生活和人物贴得不是那么紧，而是让生活本身的诗意慢慢地从中渗透出来。这种风格不是带有强烈批判性的，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日本电影其实也是，可能情感方式和价值观上更东方一点，也挺贴近中国人，像山田洋次，包括现在的是枝裕和。
所以最早1990年写《北京，你早》剧本的时候就开始尝试那种表达，但很多细节基本上都忘了，因为太远了，20年前了。《17岁的单车》的故事是王小帅的创意，剧本写了两稿，后面电影是他和台湾一个导演一块儿弄的，最后能看到一点《偷自行车的人》的影子，别人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搜索》是根据一个网络小说改编的，他们之前其实做了一阵剧本了，但可能做不下去，投资公司又找到我了。后来我跟凯歌见面聊也挺顺畅的，因为他想法很具体，但也喜欢变，写了差不多三稿，后面就交给导演自己做了。
电影更多还是导演的意思吧，编剧只是画个蓝图。这不是说不看重剧本，剧本很重要。年轻时候我开玩笑说，“编剧的职业道德，就是把剧本交给导演，随便糟蹋”。本来编剧这个角色应该和导演完全重合，但不重合也没关系，最后它还是需要重合在电影里，电影的完整表达还是在荧幕上。一般我很少会回看自己的作品，只是前一阵他们为了纪念张暖忻——这“一阵“其实也都往前七八年了，他们又重新放了《北京，你早》，我去看了一次，别的电影我都再没看过。
年轻时候除了当编剧我也拍过两部电影，但包括题材、内容、表现方式其实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也稀里糊涂的，但明不明白也得活，也得做，只是都是靠直觉在表达。“做“本身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这几年慢慢对这个事儿要怎么弄清晰起来了，之前拍一个纪录片，《三味线》，我觉得那是一个挺充分的表达。
当时是太宰治逝世七十周年，狗子是太宰治迷，想做点事儿，本来说弄个剧组什么的去拍，我觉得没必要。其实我对太宰治没那么大兴趣，但觉得狗子这个人本身很有意思，而且在现在这种文化氛围里，还有这样一种人在想着另外一些事，就挺值得拍下来的。
《三味线》中的狗子、老狼、唐大年
北京这20年其实变化也挺大的，一代代的京味儿也在变化、融合。我自己感触也很深。我一直觉得这个城市特别丰富，包容性很强，而且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分了很多层次，有点像那种老汤似的，几百年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炖着。这些年城市重新规划，其实对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影响也挺大的，老北京基本被“扫荡“了，现在全球化，基本的城市面貌都比较被拉平了。
另外北京人的特点也很明显，比如想掏心窝的时候，可能怕肉麻，酸不拉几觉得不舒服，就用一种特别不在乎，假装什么事都没有的态度表达。还有就是我觉得北京人还是比较能拿自己打茬，喜欢调侃自己，要讽刺别人也会先自嘲一下。再有北京是一个权力中心，所以从王朔开始，北京人可能有种叛逆精神，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非常松弛的感觉。
王子川演的杜威就完全呈现出了这些感觉。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写一个人物，特别是比较写实的人物，要写的深入扎实，实际上是离不开地域性的。每个人都是在具体环境当中才长成这样，如果把那个东西剥离掉了，这个人物就不可能真的结实或者深入。
03 | 深刻的叛逆
我觉得年龄越大，发现家里的影响力越大，特别是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特别深刻。倒也不是说具体教给了你什么，更多的是一种他们的处事方式和态度对自己的影响，比如阅读习惯的影响，我小时候对神话、科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那会儿喜欢看《三国》、《水浒》，也不理解，就当看人际关系的小说。
我妈是学表演的，想演戏，但因为成分不好，在北京没戏演，就去了山西话剧团。我爸就也跟着来了山西，结果没多久话剧团就解散了，我父母就被分配到了钢厂当工人。我印象当中他们在那个环境里特别格格不入，人堆里一眼就能把他们给挑出来，跟当地人的气质完全不一样。70年代初我妈夏天就会穿裙子，还斜背一包，在钢厂特别扎眼。小孩特别敏感，觉得跟别人不一样，还挺别扭的。
我觉得我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就能理解大人的观点，可能是有点早熟。当时很多喜欢文艺、文学的年轻人经常聚到我家，家里来好多客人，我就会观察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跟我父母的关系，甚至还提醒我爸妈什么的。后来改革开放，落实政策父母就回北京了。
上中学都还特别压抑，学习不好，考完试学校还列那种大表，我名字就在最后，不及格的都弄成红的。老师天天要请家长训一下，基本上就是以羞辱学生为己任的那种，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过得特别不愉快。但是上了大学去电影学院就特别放松，学校和社会氛围都很自由。
当时突然接触到全新的东西，所有人都特别兴奋，觉得新世界来了的那种精神状态。老师其实也跟我们一样，都是同时接触到那些新鲜的冲击，我现在回想等于是他们刚接受的东西就要传达给学生，我们甚至可能比他们接触的还多，就是那样一种氛围。
年轻的时候愿意拿一个叛逆的姿势，做少数派觉得就是一种反抗。那会儿弄《北京杂种》的剧本，写了一帮北京所谓边缘的艺术家，其实也是挺强烈的叛逆感。我从小受家里影响古典听得多，摇滚乐听的少，但是也接触过，我们上学的时候崔健还来学校演出过，写那个剧本就跟乐队的演出，感受不同的文化。深刻的叛逆其实不容易持久的，真正需要的是不断地颠覆自己。
那会儿我就跟那帮人（西局书局）天天混在一起，跟公社似的，大家一礼拜恨不得见五天那种。也不聊啥，就是喝酒，下午六点开始聚，聚到早上六点，回家睡到中午，起来晃一会，就又开始约。持续了十年，特别有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后来我觉得那种生活其实挺没劲的，都快干死了还相濡以沫，就有点远离了。
前几年我就突然又开始重新接触，发现他们还那样。在大家都急着成功、挣钱的氛围里，这一圈人完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却都还坚持创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挺想记录的，就以饭局为主题拍了些照片。从摄影开始，其实《三味线》也是摄影的延续。我没把它完全当作一个纪录片去拍，就是一个影像表达，有我的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
但我现在也不太觉得自我表达是一个特重要的事儿。好多人太珍视自己的感受了，就觉得自己那点东西特别重要，特别不得了。我现在比较放松，尽量理解不同的想法。《寻汉计》就没有特别想要说点什么，更多是呈现不太被关注的人的生活状态。
这回这个片子也挺逗的，我本来觉得挺平实、温和的一个片子，故事也不难理解，但是反而在当下这个环境就突然变成了一种异类，好像还特不一样，内容上也激起很多争论。角色上，我觉得杜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他非常松弛，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一定是要特别极端地对抗什么，但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活法。
现在所谓的自由表达看上去更民主化了，但是没有形成规则，而且其实是被资本利用或者控制的，互联网对人的挑战远远不止《搜索》讨论的网络暴力。包括这次疫情我出去探亲被困在美国，没事干也经常上网，发现整个世界所有的共识都崩塌了，原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互相说服不了对方了，这对人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我之后的作品可能想创作更丰富一些的题材。我也觉得包括历史、政治，都是折射了很多道才在个人身上表现的，而且这个表现可能很曲折隐晦，所以不是所有表达都会直接跟这类主题这种相关，但是都离不开这些思考。一个人的胸怀和眼界是蕴含在作品中的，无需刻意表现，站在一楼的时候，再使劲说格局，就是一楼，就算想像十楼，也是虚的。如果站在十楼，自然看到的是十楼的景象，自然不一样。思考都会从细节中折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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